承先贤遗风 传关学精神——【乙未年】“关学精

承先贤遗风　传关学精神———【乙未年】“关学精神与当代社会”书院会讲综述贾俊侠(西安文理学院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西安　)关学是关中传统文化的代表，是古代关中先哲的智慧结晶，是关中文化的魂脉所在。在历史上，关学以躬行礼教、笃实践履、崇尚气节等特有品质，影响关中八百年，铸就了关中士人崇尚节操的人格操守与隆礼重教的地域风尚，使关中大地出现了儒学陶冶下的“圣域”景象和一代代学人高山景行的君子气象，它是关中先哲留给我们的优秀文化遗产和宝贵精神财富。当代陕西新文化的建设，离不开关学精神的激励，离不开对关学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弘扬。2015年8月2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西安中和书院院长韩星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弘道书院院长姚中秋倡议，西安中和书院、北京弘道书院、陕西省孔子学会和西安文理学院联合主办的“关学精神与当代社会”书院会讲活动在历史悠久、享誉明清的西安文理学院北校区关中书院隆重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深圳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长安大学等全国十几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关学专家、文化学者以及部分民间国学传承者60多人，齐聚关中书院，追寻张载、冯从吾等先贤的历史足迹，重续中华道统文脉，弘扬关学文化精神。会讲为期两天，分讲学、游学两种形式。开幕式由西安文理学院王晓萍副校长主持，副校长耿占军致欢迎辞，校务委员郭瑞出席并参与了会讲活动。此次会讲是一次复兴传统书院会讲制度的尝试，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关学定义、关学地位、关学学人与关学的传承、关学精神与当代文化建设以及关中书院的保护与利用等议题，通过演讲、提问、辩论等形式，充分表达了各自的思考与意见。一、关学的内涵在本次会讲中，关学的定义、关学的时限、关学是否有史，是与会学者讨论最热烈的议题。刘学智教授《关于关学研究的几个问题》的主题报告，拉开了会讲的序幕。刘教授指出，关学研究是儒学研究的应有之义，探讨关学与儒学的内在联系和关学在儒学史上的地位，认识关学的特征和关学的时代精神，是十分重要的，本次会讲就是在这个视界上所做的一种努力。在报告中，刘教授就关学的概念界定、关学是否有史、关学史从何开始、是否有与张载学脉相承的关中理学存在、关学的下限等诸多问题，展开了精彩论述。刘教授认为，目前学界关于关学广义、狭义定义的几种说法，是不够妥当的。广义的关学应是指张载开创并在此后与濂、洛、闽之学相融发展的“关中理学”，狭义的关学是指由张载创立并在其后的发展中与张载的学脉相承之关中理学。报告认为，从定义本身看，这个新定义不仅与张载理学相通，而且也是冯从吾的《关学编》以及其后几个人的续编在“关中理学”的意义上所使用的关学概念。对于这个新定义，与会学者认同者较多。关学是否有史、关学传承与张载的学脉的关系、关学下限何处等问题，会讲中有不同的看法。刘学智教授做了肯定回答，他强调关学史不同于一般的儒学史，也不是一般的关中之学，是儒学在宋代后在关中出现的地域性学术流派，关学只能是从张载理学开始，之前只能说是思想渊源。刘教授认为，关学虽在明清时期曾出现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融合，但应承认它是绵延不绝的，关学史的下限应定为沣西草堂的柏景伟、咸阳刘古愚以及蓝田牛兆濂时期。周至二曲礼仪的传承人刘知民先生，不赞成关学终结于刘古愚等人的说法，并指出传播于周至大地及周边区县的二曲礼仪，源于清初关中大儒李二曲，历经三百余年历史，是关学的一部分，一直在民间传承，有极强的生命力。对关学的时限，太一书院院长史飞翔教授也有不同的看法。在《关学的时限问题》报告中，他提出了“前关学时代”和“关学余脉”两个概念，认为一个学说、一个学派，它的成立和发展，必然有一个历史的积淀和后续的发展。就关学的肇始而言，虽然关学是张载创立的，但在张载之前至周公有不少大师已经做了很多铺垫，这就涉及“前关学时代”的概念;就关学的下限而言，在刘古愚之后关学仅是式微而已，而并未终结，比如“关中三杰”于右任、张季鸾、李仪祉，以及后来的吴宓、杨松轩等，都能划到“关学余脉”这个圈子里，这就涉及“关学余脉”的研究。史教授认为，张载所开创的关学直到今天仍然有旺盛的生命力，仍然活跃于学术界，如现在国内被誉为“新儒家”的陕西人韩星、姚中秋等。他的这个观点也有不少学者表示赞同。西安文理学院李小成教授在对国学与关学的关系、关学的新概念以及横渠四句等进行诠释时，他采用“前关学”之说，但却认为“前关学”应为马融之学，又与刘知民、史飞翔两人的主张不同。问永宁教授在《关学前史、后关学与关学何以成立》中，又提出了“关学前史”“后关学”等说法，而且他从学理分析上对关学是否成立提出了质疑。在本议题的讨论中，韩星教授针对近现代关学的特征，提出了“新关学”的概念，认为传承关学精神和思想的近现代关中地区学术，就可以称为“新关学”。总的来看，对于本议题的讨论，学者们不袭陈说，提出了许多崭新的看法和问题。当然，这些观点是否成立，是否具有积极的价值，还有待于同行学者更为广泛的商榷与评议。此外，近年来致力于关学研究的西安文理学院王美凤教授，对自明末冯从吾的《关学编》以来400多年关学史研究及关学文献整理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对目前关学研究的重大成果《关学文库》丛书出版、陕西省委宣传部重点研究项目《吕氏乡约》的现代转换，以及西安市委宣传部重点文化建设项目———《关中书院》电视纪录片拍摄的现状做了介绍，并对关学的未来发展如宣传、队伍建设、研究机构搭建、为陕西文化服务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规划设计，真诚期望关学精神能在当代陕西落地生根。二、张载研究关于张载的评价、社会思想、学术贡献及地位等问题，是关学研究的永恒话题。本次会讲共有4篇相关报告。其中，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张茂泽教授就张载对宋明理学的历史贡献做了系统梳理:他认为历史上对张载的理学史定位长期不准，应对其重新定位。张教授认为，“濂、洛、关、闽”的排序将张载关学排在二程之后是门户之见，若讲“气”学思想渊源，张载是奠基人。若从“理”学思想体系比，排在二程之后，但也不逊色于二程，“濂、关、洛、闽”的顺序才符合事实，也符合气学、理学、心学的发展顺序。张教授认为，张载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其世界观有超越气、理、心三学派而上达道学高度的特征;二是张载“仇必和而解”说体现了辩证思维，并称赞张载修养论很有创造性，他理应成为宋明理学前期思想的标志性人物。长安大学李刚教授对张载的社会批判思想十分关注，他认为张载思想的最大特点是超越于流俗之上，特立独行，理想高远，让人振奋;张载及其创立的关学，在北宋思想界是一支批判社会的特立独行的力量;张载“勇于造道”，欲与“君王共治天下”，追慕三代，重提平治天下的宏大理想，成为中国思想史上光彩夺目的思想学派，具有显而易见的社会批判精神。此外，他还分析了张载的社会批判来自于其高远的精神追求与深邃的哲学构思，并指出张载思想学说的社会批判精神，以其独特的内涵与特点，对当代中国社会有着重要的思想价值。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曹树明先生就张载对《大学》的创造性诠释进行了讲演，他认为在对《大学》“格物”的诠释中，张载将“虚心”置于“格物”之前，并以二者为互动式的道德修养工夫，目的则在于“致知”的德性所知之境。张载不赞同二程以“穷理”释“格物”。据曹先生分析，张载属于汉唐以来的道德论范式，二程加入了认识论的成分，虽然皆有合理性，但时下的境况更要求重新审视道德论范式，厘清张载独具特色的格物说，有利于完整地认识格物说和张载的学术贡献。刘学智教授就近年来对张载及其关学的几个理论问题研究的动态进行了总结:第一，应该重新认识和肯定张载在理学史上的地位;第二，对张载的气论重新加以认识，对其在张载哲学中的地位给予了新的定位;第三，对张载的心性论给予了充分的关注;第四，从对其宇宙论的重视，走向对其价值论的重视。刘教授的总结比较准确地把握了目前学界的张载研究动态，这对全面推进张载及其关学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三、关学精神的当代传承关学精神是什么?如何传承关学?关学的当代意义及日常履行等问题，是本次会讲的重要议题，共收报告5篇。其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宏道书院院长姚中秋认为:我们今天研究关学首先应该探究关学是因何而起，也就是说，关学究竟是为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而形成的。他从宋儒那里探究解决问题、重建社会秩序的途径，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境况与宋初类似，仍然需要重复宋儒思考、讲学、传道、养成士君子、设计制度等路子，通过一定的努力，收拾人心，重建社会，恢复良好的社会政治秩序。他呼吁关中学者或者陕西学者承担起重任，将关学发扬光大。最后，姚教授强调指出，关学绝不仅仅只是一种历史的存在，而是始终保有活的生命力，即便在过去的20世纪，关学似乎在思想学术领域中不甚活跃甚至消匿，但关学的精神在关中的民间知识分子中，在民间精英中也依然清晰可见。因此，在陕西活化关学、发展关学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关于关学的当代意义，陕西师范大学许宁教授从时代和世界两种意义上进行了解析，认为其时代意义可从道器两个层面看，在道的层面，既要讲清楚关学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又要讲清楚关学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从而实现关学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器的层面，要重视关学文化遗存的保护开发。又通过中西文化的对比，阐述关学的世界意义，他指出西方文化重视“为自然立法”，中国文化提倡“为天地立心”，而关学彰显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在全球化时代具有世界意义。关学精神是什么?有什么特点?不少与会学者的讲演都有涉及，其中庞进先生和问永宁教授均有专门论述。庞先生认为，关学精神就是张载倡导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精神，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精神，这种精神的体现、弘扬、践行者，可以上溯到周公、司马迁，下传至吕大临、冯从吾、李二曲、牛兆濂、吴宓、刘古愚、张季鸾等史学家以及当代的陈忠实、贾平凹、路遥、张艺谋、赵季平等著名作家、文学艺术家与著名报人身上。他认为关学精神至少有使命意识、天下情怀、有为主义、实干功夫四大支撑。问教授则从历史上许多名人如朱熹、元好问、王阳明、顾炎武、黄宗羲等对关中学人品质、气节及精神等评价中汲取养料，结合关中历史以及关中学人行事，总结出关中精神的三大特点:其一，厚重丰富，包容性强;其二，大气磅礴，有担当;其三，关注现实，淳朴不浮华，认为关学的这种精神至今在陕西人身上仍然很突出。关学躬行实践、崇尚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对凝练“陕西精神”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四、关学学人研究按时代划分，关学当然可以分为宋代关学、金元关学、明代关学、清代关学、近代关学以及现代“新关学”，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特点和代表人物，但就既往的关学研究而言，从张载到刘古愚一直传下来，八百年间比较著名的关学学人也有二十多位，他们对关学的传承、发展与丰富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次会讲关于关学学人成果、学人风貌以及关学传承的论文6篇，涉及明清及近当代各个时期，可谓成果颇丰，以下谨就论文所涉研究对象的年代为序加以介绍。西藏藏医学院魏冬博士从明代早中期关学对张载之学的传承入手，对三原学派韩邦奇的学术特色及其关学定位进行了阐述。他指出:明代早中期关学的基本特征是在尊信程朱之学的前提下同时吸收张载“以礼为教”的学风，但直到韩邦奇的《正蒙拾遗》问世之前，普遍对张载“以气为本”的思想建构以及其他学术特点重视不够。而韩邦奇学术思想从“推阐朱蔡”向“返归横渠”的转化，则开启了明代中期关学向张载之学复归的思想动向。他认为，韩邦奇对张载学说的高度评价、对张载思想的继承阐发和对张载宗风的践履落实，以及对张载之学的全面继承和高度阐扬，是韩邦奇学术思想的最大特色;并肯定韩邦奇是明代关学阵营中最具继承发扬张载之学的关中学者，而且亦学亦官，对现代学者有借鉴作用。陕西师范大学李敬峰《吕柟〈中庸〉首章的诠释及其对朱子的批判》一文，择取关学建构中重要的经典依据《中庸》为突破口，以关学史里程碑式的人物吕柟为对象，对关学中的《中庸》学给予揭示。他认为吕柟不满朱子对《中庸》的诠释，以“综合”为原则对《中庸》做出异于朱子的创造性诠释。在本体上秉承张载的“气本论”，提出“理气非二”的理气观;在工夫上主张以“慎独”统领存养与省察;在境界上以“致中和”为本，并指出这三方面以浓缩一体的形式显豁出吕柟《中庸》学的形态和特质。西北政法大学李明就王建常及其思想简述作了发言，他从王建常的理本论、心性论、功夫论以及人生论、德治论、历史观、经学思想、易学思想、实学思想、教育思想和天文历法思想等多领域，从多方面对明末清初理学大家王建常的思想做了全面阐述。他认为王建常提出并毕生切实躬行如存养、主敬、静坐、窒欲、持志、格物致知、省察慎独、涵养、诚意、养气、践行等一系列葆养心性以成就理想人格之修养方法，形成一套既与儒家学统一脉相传又兼具个性特色之修养工夫论，其中存养、主敬、静坐工夫尤为紧要。另外，基于道统观念和正统意识，王建常对释、老学说乃至陆王心学之批判，亦非常深刻，颇有洞见。西安理工大学王长坤教授就贺瑞麟德育思想及当代价值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关中人文精神对关中学人影响很大，关学大儒李元春的理学思想对贺瑞麟选择理学致教、躬行宏儒、撰书立说之路起到了关键性的影响。并从孝悌教育、品行教育、挫折教育、女德教育、立志教育等五个方面，对贺瑞麟德育思想进行了全面研究，指出贺瑞麟重今世、重人伦、重实际、重实用、诚实务本，注重士子学人的自身修养等思想，对现代社会感恩教育、品行教育、挫折教育、立志教育等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吴宓到底算不算关学学者?中国人民大学韩星教授在《吴宓:关学精神的现代转换及其问题》主题报告中给予了肯定的回答。韩教授认为，如果按传统关学研究的界定看，吴宓显然不是一个关学学者，但他受到了关学影响是无疑的，而且这种影响不是一般的影响，是具有根本性的，可以说他是一个走出了关学历史的儒者;若按新关学的定义看，吴宓属于近代新关学学者无疑。最突出的就是他重视道德人格、担当精神、重情义、尚气节。并认为深受关学精神熏陶的吴宓，在20世纪特殊的时代，却表现出了许多的不适应。中西古今文化冲突体现在他身上，让他承受了过多的时代重负，他承担下来了，但他给世人留下了充满矛盾的奇特印象。这反映了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就是吴宓经常讲的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的艰难、曲折。西安外国语大学张亲霞教授在《关学学人气质与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一文中认为，关中独特的环境和文化，形成了关学学人独特的学人气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天下情怀和天地情怀，如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和吕大临“良心，与天地相似与神明为一”，体现了天长地久的博大与天地境界的超越;第二，专心学术，淡泊功名利禄，尤其是张载和弟子苏昞对“疑”的重视，折射出一种探索与追求;第三，躬行礼仪教化。并强调，这三个方面对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及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五、关中书院研究自唐代以来，书院逐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在民间承传的重要场所。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对书院的保护、利用及其与关学的传承日益重视。本次会讲有不少来自各地书院的学者，也收到多篇讨论书院的文章，其中涉及关中书院最多。许宁教授认为关中书院就是一部简明浓缩的明清时期关学思想发展史，应当更好地发挥其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如何保护并利用好关中书院，挖掘其资源、传承其文化?西安文理学院王静副教授在《关中书院的思与在》一文中给出了解决方案，她从书院的区位优势入手，将其历史、现状、资源以及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对书院的未来的保护、发展、利用以及运营模式做了规划设计，借鉴岳麓书院高校管理的“放心”模式，以发挥关中书院的文化传承功能。结合书院文保、社会、经济、专业建设等职能以及书院讲学、传道的特色，该文提出将关中书院建设成为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旅游等功能为一体的历史、文博人才培养基地;中国传统文化与长安历史文化研究的基地;关学与书院文化展示、体验基地。韩歌子先生也提议，将关中书院建成国学传承基地。蓝田芸阁书院院长牛锐先生就自己重修书院的亲身经历，以《关学真精神与当代书院复兴》为题作了发言，他认为横渠书院、关中书院和芸阁书院等具有文化学脉之传承，复兴书院的精神魂魄，在于有生生不息、厚德载物的“天地之心”。同时还要借鉴书院的历史经验，实行自主办学、特色教育、名家治学、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等模式，并以成人教育、道德践行始终一以贯之，这在今天更是意义深远和巨大。他强调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将自己的一生乃至生命托付给了书院，书院和其中的先生们早已融为一体，承担着做人教育的重任。书院教育者一定要具备“勇于担当”“创新实践”“不慕名利”的素质，自身才能强大起来，书院的复兴之路才能步入正轨。本次会讲以“关学精神与当代社会”为主题，与会者既有科研院所的学院派专家学者，也有在民间的国学传承者，这样的人员构成极具思想的异质性与互补性，加之会讲的形式比较自由，所以，本次会讲与会者热情高昂，气氛热烈，辩论自由激烈，提出了不少新观点和新思想，这无疑将启迪人们的深思，并推动关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与会专家一致要求，这样的会讲要经常搞，形成定制，以加强与民间团体的联系，实现精英与大众的结合。正如姚中秋教授所说，在关中书院召开关学会讲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这是自20世纪初，关中书院改为新式学堂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儒家讲学活动，今天的活动标志着新关学已经起步。［责任编辑　朱伟东］

文章来源：《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网址: http://www.xawlxyxb.cn/qikandaodu/2020/0930/44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