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规律文贯中西乎

“凡事都要遵循规律”。想到这句话，是因为网上介绍了一本2014年7月刚推出的新书：《吾民无地》。作者是美国著名文理学院——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经济系的终身教授文贯中。他的书，主要是探讨和批评大陆现行的土地和户籍制度的，认为它们对经济发展产生的桎梏作用，导致了中国贫富差距日益加大、经济等改革进退维谷。书中的论证，充满了对于城市化发展规律的思考，于是，引发了我几条“攀龙附凤”的随想。

规律之一：与工业化并行的“两农剩余”，是城市化得以推进的物质前提。“两农剩余”是指农产品剩余和农业劳动力剩余。文先生“回顾历史，为了解决封建社会的人地矛盾，现代工商社会是借助科学技术，使农业剩余大量涌现，同时极大减少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的”。此论拿来看待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虽情况不尽然，但亦有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之妙。也即自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明晰了以使用权、经营权和收益权为表征的“农地实用产权（与虚置起来的集体最终产权相对应）”以后，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充分调动了起来。似乎几年功夫，就成功地解决了困扰执政者几十年的“粮食不够吃”问题。并由此起步，中经“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过渡，最终开始了以大规模的“民工潮”为中国特色的农村人口城市化宏大进程。

作为这一规律的反证，我们可以把发生在我国1962年间的一次城市人口“精减下放”运动，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轻抚历史，紧接着“大跃进”之后的“三年自然灾害”，试图压倒偌大中国这架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是别的，居然就是这区区2000来万才从农村进到城市工作的人口！这个数字，不但意味着种粮的农民减少了，还同时表明了吃粮（商品粮）的市民增多了，里外里一算大账，就成了整整4000万张嘴！这一下子，就让年轻的人民共和国的经济“过不去了”。不然的话，中央也不会作出如此惨烈而无奈的决定。但即便如此，事实证明，我们也没有换来“吃一堑”应当收获的“长一智”来，更没有作出“逆向思考”的积极回应。其后对待扑面而来的“民工潮”，我们且战且退，居然就没有认识到这是“两农剩余”后的必然，从而早应主动顺引、有所作为。

规律之二，高度集聚和规模经济，是城市化得以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文先生指出，“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学规律，在城市经济学中也称为集聚效应。”现代化需要基础设施的配套成龙、高效运转，但其无论投资还是运营，只有通过企业和人口在空间上的高度集聚，才有可能在分享溢出效益的同时，又合理分摊其高昂的成本。我曾多次说过，什么叫城市？城市就是二、三产业和人口，在一个特定狭小地理空间的高密度集聚。集聚是城市的本质，高集聚度既是集约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现代城市病丛生的一大根源。我们只能借助于打造“智慧城市”之类，来提升城市运行的效能，但绝不会愚蠢到奢望通过类似“城乡一样化”的举动，来背弃城市化的本质属性。城市化无论如何发展，城终归是城，而乡终归是乡，这两大地理空间的形态和效能终归是大不同的。至于在人类社会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人人都可享受富裕且不受资源环境约束之时，人类彻底消弭城乡差别，那已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后话了。

记得在2000年5月9—10日的“北京·中国城市化战略国际研讨会”上，笔者曾以《中国推进城市化之我见》为题，强调了“在市场经济的总取向下，城市发展的实质是它的竞争力，是它资源配置的总体效率和效益。”并且“联系到‘城市化’还是‘城镇化’的问题”，认为“在城市功能有效辐射范围内，只要资源配置有效益、有竞争力，小城镇不嫌其小；同理，在独立的城市功能范围内，只要资源配置有效益、有竞争力，大城市不嫌其大。”说到底，城镇化规划中关于城市空间布局和规模的人为设定是否靠谱，还是要由市场配置资源机制下城市自身集聚效能的高低大小来决定。

规律之三，经由城市化而走向现代化，是城市化发展的终极指向。文先生有云：“以城市化形式实现生产和生活的现代化，其实是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创举。在过去长达几百年的时间中，欧美国家在黑暗中另辟新径，摸索出这条彻底告别农本社会的现代化道路。”

多年以来，我们对这一规律的认知也是滞后和肤浅的。表现在我们在新中国建国整整50年之后，在城市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洪流和中国大地上最生动的发展实践时，我们才悄无声息地通过“十五”计划纲要，小心翼翼地将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人发展理论的“正册”，成为了党内文献的正式用语。直到去年和今年，又过了十多年以后，才召开了全国首次城镇化工作会议，发布了国家首个“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也才对其科学内涵和发展路径，作出了比较完整的阐述。

文章来源：《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网址: http://www.xawlxyxb.cn/qikandaodu/2021/0620/63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