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子诠释学中的理路(3)

我们不妨通过两则注释，具体剖析朱子诠释学中对于“物理”与“文理”间关联的设计。对于《大学》“明明德”，朱子注：“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到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9]1人的“明德”来自“理”的客观存在，义“得乎天”，而客观存在的“理”，可以通过知识论的途径从德性的可知性中求出，所谓“虚灵不昧，以具众理”。但我们求出的只是物之殊相的理，共相的理还需“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至此，朱子强调的是“物理”的事。但为什么明德“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只有“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这就要从朱子诠释学中的文理上下功夫了。在朱子对《论语》的诠释中，他曾提出“明善而复其初”[9]51的说法，认为人性本善，但因气质之性会产生异化，所以学者当以主敬工夫，复原先天之本性。“明明德”显然与其是同一种功夫，虽然《大学》与《论语》内容不同、语脉不同，但所含的义理可以相通，文理可以相互交涉。由此，我们更为清楚地认知到朱子诠释学讲求读书法、讲究经典整体与局部循环理解的重要性了。

对于《论语》“君子务本”，朱子注：“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孝弟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弟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盖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义、礼、智四者而已，曷尝有孝弟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9]48德、仁、孝、弟之间的体用关系，说的是“理一分殊”的物理问题，而“亲亲而仁民”，“性中只有仁、义、礼、智四者而已”显现的则是《论语》与《孟子》在义理上的相通。朱子运用的是经文互解的方法，即“同一文本”与“不同文本”间相关段落在诠释上的互相支援。可以这样去理解，朱子先是确定了“物理”终极所指的大前提，再由“文理”出发，让文本相互交融以凸显意义与真理，即便具有着分殊性，亦可统一于“理一”。

三、文理与义理的统一

前文曾提到“文本之理”可分为狭义化“文理”与“义理”两部分，在此节所言的“文理”即为狭义化的“文理”。对于“文理”，朱子在《读书法》中指出：“读书，须从文义上寻，次则看注解。今人却于文义外寻索。”[2]193“注解”是文本外的他家之言，在看书的顺序上应在读文本之后进行。而读文本的关键在于，“先还他成句，次还他文义”[2]194。在朱子看来，文本是有结构的，所谓“文义”指的是全篇文章的意义，其形成在于在句子的基础上逐渐积累竭尽意义，所以“经旨要仔细看上下文义。名数制度之类，略知之便得，不必大段深泥，以妨学问”[2]190。上下文有着特定的脉络系统，对其把握要站在整体、全面的视角上理解，不应拘泥于文字训诂与琐碎的名数制度考证上，否则必会妨碍学问，使人无法理解经典要传达出的完整意义。诠释经典的指向不是知识论，而是义理的揭示与真理的显现。

朱子强调，对于文本的理解不能以字词损害语句、以语句妨碍通篇意义的把握，也说是说，经典“大的”意义理解不应受文本“小的”意思打扰，但“小的”意思积累又是“大的”意义最终得以把握的基石，所谓“圣贤说出来底言语，自有语脉，安顿得各有所在，岂似后人胡乱说了也。”[2]190如此的观点，显然与西方诠释学中的“理解循环”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部分的理解被视为整体理解的基础，理解的途径是由部分向着整体的单向运动过程。换言之，经典的所有段落细节均应从文本结构、脉络关联性及从整体所朝向的统一意义去理解。按朱子的意思，文理的意蕴要沿着文脉、字词、段落的理解循环顺序把握，诠释文本实际上经历着两个过程：由局部到整体和由整体到局部。

以朱子对《论语》“克己复礼”章的诠释为例，可以管窥上述的循环。《颜渊》：“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朱子注：“仁者，本心之全德。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复，反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也。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9]43对于此句的解释，朱子似乎出现了理解上的矛盾：“克己复礼为仁”的“己”，注为“身之私欲”；“为仁由己”的“己”则注成了“在我”。要明白其中的用意，需要对朱子对经典整体的诠释进行理解。《语类》曾重点区分过“私”“欲”“复礼”“为仁”等概念：“克己之私有三：气禀、耳目口鼻之欲，及人我是也”[6]1021，“欲是情发出来底……欲之好底，如‘我欲仁’之类；不好底则一向奔驰出去，若波涛翻浪。大段不好底欲则灭却天理，如水之壅决，无所不害”[2]82。朱子明确指出，对于“私”“欲”而言，“太过”者必须“克去”，“不及”者反对但非否定，而“中节”者则是“不能克”的。所谓的“太过”，是身体过度要求的“人欲”，是限定在“己发”的身之私欲，这与“为仁由己”中道德意义上的“己”或价值判断的行为主体的“己”全然没有了交涉；“礼是自家本有底，所以说个‘复’，不是待克了己，方去复礼。……会做工夫底，才克己，便复礼也”[6]1021，“复礼”必须在“克己”的文脉中理解，“克己复礼”是一事，“克己”的关键在于返于礼，其皆是工夫的一种，“克”与“复”均以“礼”为标准；“‘克己复礼为仁’，与‘可以为仁矣’之‘为’，如‘谓之’相似；与‘孝弟为仁之本’，‘为仁由己’之‘为’不同”[6]1021。“克己复礼为仁”的“为”是“等同”的意思，“孝弟为仁之本”的“为”是“践履”的意思。而“圣人之教学者，不过博文、约礼两事尔。博文，是‘道问学’之事，于天下事物之理，皆欲知之；约礼，是‘尊德性’之事”[5]568。故可知，“克己复礼为仁”之“己”，应在“尊德性”的文脉下理解，为“身之私欲”，应被克除，而“为仁由己”之“己”，应在“道学问”的实践行动之文脉下理解，乃为价值判断意义下的行为主体之“己”。也就是说，朱子解经字字句句均有着落，彼此不相冲突，局部的“矛盾”，只要上升至整体的“理解”，便可理顺关系了。

文章来源：《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网址: http://www.xawlxyxb.cn/qikandaodu/2021/0730/64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