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体释例的体例与特色(3)

在论述不同诗体的内在联系时，作者特别注意各自的主要特色，做到有所区别。例如玉台体、宫体和香奁体，折杨柳体和竹枝体的特征和区别，做到既讲清各自的概念、特征和范畴，又分析出相互间的区别，让读者不产生混淆，是这部《诗体释例》的主要特色。玉台体与选体一样，时人以为选自《玉台新咏》中的诗歌即玉台体，这是一般的常识，胡才甫却从《玉台新咏》所选之诗的内容与特色来给玉台体下定义，即“皆言情之作，并极纤艳”，而且玉台体在后世也有延续。他不仅选了东汉繁钦的《定情诗》，还选了唐代权德舆的《玉台体十二首》其中的三首。这样的定义与举例，不仅扩大了玉台体的诗体范畴，还揭示出其旺盛的生命力，对普及古典诗歌知识很有益处。与玉台体相关联的宫体、香奁体，大都是以描写宫廷生活和男女私情，多绮罗粉脂之语，有时很不好领会。胡氏先后引《隋书·经籍志》及《彦周诗话》对宫体和香奁体的定义，指出这两种诗体虽然都以描摹男女艳情为主，宫体主要是以宫廷生活为主，而香奁体虽然源于六朝宫体，但描写范围则从宫廷贵族扩大到一般士大夫的恋情、狭邪生活，到了唐代，主要以韩偓《香奁集》为代表。经过这样的分析，使读者对这几种诗体有了较为明晰的认识。又如折杨柳体和竹枝体，都是以七言诗为主体，内容上则以民歌为主，语调清新活泼，初看相似实则两者有很大的区别。胡氏从两种诗体的创作流行时间上作比较，指出折杨柳体始于梁元帝，又名折柳枝。引《乐府诗集》《唐书·乐志》相关记载，歌辞主要出自北方，由鼓角横吹曲《折杨柳》演变而来，唐宋以来作者甚多，而且还有变体，在内容上多伤春惜别之辞。而竹枝体出现的时间要比折杨柳体晚的多，主要流行在中唐时期，由巴蜀间的民歌演变而来，代表作家是刘禹锡，以吟咏风土人情为主要特色。在体式上，折杨柳体五七言皆有，长短不限，如所举梁元帝《折杨柳》五言及翁绶《折杨柳》七言。而竹枝体只有七言，是七绝的一体，如刘禹锡《竹枝词九首》。通过这样的对比，将折杨柳体与竹枝体的主要特征及区别形象地罗列出来，读者看后一目了然，具有简洁明了通俗易懂的特点。

为了便于读者对某些诗体有切身的印象，胡才甫在释名时非常注意抓住关键点，即此诗体不同于彼诗体的内在区别。例如以地域分体的六种诗体，初看似乎只是地域不同，实则在内容和风格上这些诗体各不相同，有着显著的个体差异，弄清这些差异及其产生的原因是作者关注的要点。书中所选六种诗体都是在南方地区流行的，代表了他对这些诗体的偏好。南方不同地方的地理区域、文化背景、历史内涵等各不相同，反映在诗歌创作中的风格也不尽相同。例如吴体，胡才甫引《退庵随笔》说“七律有全不入律者，谓之吴体”，其特点在于“每对句第五字以平声救转，故虽拗而音节虽谐”，这是吴体创作的内在属性，因此诗体主要流行在吴中一带，故称为吴体。吴体的流行与杜甫有密切关系，出句与对句的平仄大体相对，唯平仄不依定式，粘连不守规矩，故与律体不同。与吴体相近的是江左体，又称骨含苏李体，“其诗引韵便失粘，既失粘则若不拘声律，然其对偶特精”。杜甫对这两种诗体都有创作，胡氏分别引了杜甫的七律《题省中壁》与《卜居》。宋代流行的江西体和永嘉四灵体，作者主要也是从诗体特征上加以区分，如说江西体“造语极工，所谓半句只字，必经锻炼而后出，而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不屑屑拟古，尤能尽古今之变”。主要从江西体重视文字的推敲技巧及其独特的艺术技巧着手来解释，的确是抓住了要点。对于永嘉四灵体，胡氏认为永嘉四灵是“学诗于晚唐，欲以矫江西之失。然其所宗，实止姚合一家，所谓武功体是也。其法以新切为宗，而写景细琐，边幅太狭。虽镂心肾，刻意雕琢，终不免破碎尖酸之病”。如此看来，永嘉四灵本意想矫正江西诗派之失，结果作诗过分讲究雕琢，反倒陷于破碎尖酸之中。通过这样的对比分析，使读者对宋代南方这两种诗体有了切实的认识。

明代的公安体与竟陵体以湖北中部地区的两个县命名，公安县与竟陵县相隔较近，如何区分这两种诗体较为棘手，胡才甫从二者的诗歌主张及诗风上进行甄辨。他说公安体“为诗力排王李之说，于唐好白居易，于宋好苏轼。大抵以清新俊逸为主，学者多舍王李而从之，目为公安体”，这种概括基本上道出了公安体的主要特征。公安派为了矫正王世贞、李攀龙之弊，作诗倡导清真，“竟陵谭元春、钟惺复矫其弊，变而为幽深孤峭”。一个是“清新俊逸”，一个是“幽深孤峭”，将公安体和竟陵体的主要特征准确的概括出来，可以说是抓住了要点。胡才甫有意识地提取唐宋元三个时期流行的三对诗体，在创作主旨、艺术风格、诗歌主张诸方面进行比较，在对比中突出各自的特色，有利于读者认清各种诗体的特色，这种做法是可取的。

文章来源：《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网址: http://www.xawlxyxb.cn/qikandaodu/2021/0303/562.html